策展人
黃建宏


策展論述

法西斯的回返
法國大革命以來至今，人們深刻體認到「民主」並不代表人類社會的天性或本質，而比較是「人民」的生存權遭到剝奪時，意即生存所需的安全和基本物質條件失衡，而導致社會危機時所出現的「集體」。可以說，自20世紀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來自各地殖民地的獨立運動構成了現代展現民主意圖的景象之一：「解殖」的民族獨立運動、獨裁政權的瓦解與改革。此外伴隨戰後殖民地的解放，與清洗猶太人的集中營曝光，也出現對於歐洲法西斯主義的普遍批判，以及「人權」此一普遍價值的創造和立法。解殖與人權於是乎成為二十世紀全球政治的雙螺旋結構。然而，一個世紀下來大家習慣了的自由、平等、民主，卻在迎接二十一世紀的前夕，因為政治的詭辯和武力的運用變得曖昧不清、甚至倒錯；二十世紀九○年代伴隨全球化的狂歡，也大量出現獨裁、民族主義與種族屠殺（即法西斯的回返），使得二十一世紀保守主義陸續登上政治的主要舞台。先前由左翼思想主導批判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各種社會民生問題，也大都移轉到對於民主的質疑，因此民主社會也轉而支持保守主義，以區域利益為主軸，全球都出現了超越左右派立場的法西斯化。


多層共感的群聚
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左翼批判思想在此十多年來癱瘓在腐朽的冷戰情結與政治正確的鄉愿中，甚至導致政治的失效與瓦解，使得知識份子面對今日法的西斯化，要不生產一些無法產生社會同理心的文字，要不自我感覺良好保持沈默、形同失語。簡單來說，廣義的左派失去十九世紀末以及二十世紀六○、八○年代召喚「共感」的能力，而任憑共感以網路社群媒體簡化後的標記量來計算，「民粹」因此成為數位時代的雙面刃。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以及發生在土耳其、烏克蘭、印尼、印度、伊朗等地的社會運動，都是為了抵抗法西斯化而出現的無政府式運動，然而大多數右化的政權都不予理睬甚至強力鎮壓；這個困局戲劇化地遭遇「2019新型冠狀病毒」全球感染的襲擾，許多不為異議人士所動的右傾或極權國家因為資訊不透明與假新聞的操作而陷入內政危機。

隨著疫情的擴張，對於「他者」的排擠再度出現，「群聚」和國籍身份也因而成為可疑的項目，但生命的危機卻讓更多人能夠匯聚並追求確實的訊息與觀點，人們開始以不同層次的「共感」進行新的群聚。這樣的現象揭示未來的改變會發生在多重世界中，經由單一位址的具體群聚、聚集出再現意識形態的影像必須是多重運動的一環，而不是唯一，因此如何群聚？或說群聚能夠創造出什麼場域？是我們今天必須面對的政治挑戰。「諸眾」（multitude）作為後共產、後冷戰、無共識（即無單一意識形態）、去中心化時代的「群聚」，成為許多人對於社會團結和動員的主要慾望和無政府想像，但同時間商業市場中的「i」意識形態也大張旗鼓地席捲了整個市場，再加上網路社群平台的「運算」，「集體」必然在這樣的抵消中難以發生。明顯地，民主與群聚的關聯遠比和意識形態之間更為關鍵，當群聚不再能夠通過意識形態或認同來運作，而是以「認同的情感動員」（affective mobilization of identity）之外的「動情力」（affect）要素與「迷因」（meme）來連動，動情力、迷因要素促成了關係性的流動（relational flux），並以此產生群聚乃至於集體的發生，簡言之，群聚並非認同的凝結與完成，而是認同被再現之前的「共感」（co-sensus）事件。


众流的動態單元：自游
我們在過於強調認同的民主史紀錄方法中，對於可見形式的偏執幾乎掩蓋掉對於「力量」與「能量」產生的生態式問題，因為大多既存的思想資源與社群溝通一直到全球化中才暴露出其限制。動情力的力量與能量促成流動，而流動的啟動（動情力的施作）才是群聚過程中的事件，這就是我們想要通過藝術途徑創造、捕捉理解的共感。這「共感」不能著落在感性分享（洪席耶）的理解上，因為感性分享還是在以傾向結構性的關係上來思考感知的運作以及該運作呈現的政治效應。但今天面對的「共感」困難或「感知剝奪」不是通過結構性的關係來運作，而是以剝除微型要素（動情力）、人為地植入「迷因」、大量替換為特定語言介面的普遍性要素來進行，因此，相對必須以促成流動的「動情力」讓微型要素激發出「分享」效益。這裡所謂的微型要素就是存於個體自身的潛在慾望、動能與認知。

如果說，80年代末期是冷戰瓦解、全面民主化的重要時期，毫無疑問，台灣的美麗島事件（1978）與南韓的光州起義（1980）便是這波民主化潮流中東亞的象徵性事件，在這種全球政治氛圍下，南韓或台灣都出現許多反獨裁體制的運動以及對於自由的要求，促求政府結束戒嚴與獨裁政權。然而，即使今天多層共感的群聚和這個時期非常不同，但八○年代的民主群聚和今天無政府式運動在極為不同的政治脈絡下所企求的群聚是否也存在共通之處？杭亭頓曾嘗試用分類統計的基礎來訴說民主的產生，聚焦在體制上的描繪與分析，提供一種關於民主化的結構分析的分類學，其中群聚的流動主要依變於整體結構和環境變動；若林正丈針對台灣威權體制下的民主化轉型，基本方向上和杭廷頓相近，更細緻地以「民主空間」如何跟各種「自力救濟」之間相互依變而令政治空間「液態化」；然而，洪席耶的感知學政治論則嘗試釐清整體結構與環境變動，如何在民主化中一次次地產生足以撼動結構和環境的感知學轉化，並在一系列涉及當代政治現象的著作中，辯證提陳民主政治的論述與社會行為之間的種種矛盾、差距與誤認。事實上，個體以創造性共感引發事件性群聚，正是讓差距變得可感、讓分配下的不可連結者發生連結；如今更深刻感受到「民主化」需要一種能夠隨差異進行調整、令差異共容的能力。從反送中運動發出的以「自游」（be water）作為連結動情力、流動與民主動態的「狀詞」，便提供出這樣的技術範例。

「自游」這個概念出自李小龍對武打技術的說明，主要意味的就是無形、無狀的能動狀態，能夠隨外部狀態而變形，「變形」並非製造差異、而是創造「連結」；武術主要為了施力、傳力而需要接觸與連結，特別是面對對質與抗爭的時候，為了有效的施力與作用效能而必須練就百變的技術。事實上，如果「自游」是武術的能動性本質，我們甚至認為這其實是民主的基礎動能，意即「個人」進入到因政治而激化的公共空間後，為了達成某種效能與發揮某種力量而機動地與其他個人連結，並且連結出能夠適切回應外部環境樣貌的操作關係。「自游」能夠跨越許多民主社會的困境，逕而串連出有效的關係網絡、傳遞強化的訊息、情感的溝通與經驗分享。於是，「武術」因為「自游」而可以作為一種貫穿個體與群聚的自我技術，這自我技術就是共感的創造，因此「自游」通過「共感」指向「众流」。


众流的季節
「五月」是中國的一九年、法國的六八年、南韓的八○年，也是台灣的八八年，五月讓二十世紀充滿變革與年輕的能量，因為「春天」的氣候適合外出、適合認識新朋友，或許利於表達自己、適合吶喊！現在，我們面對的可是二十一世紀的五月，如果再次召喚二十世紀的這些五月，為的不就是再次夢想外出交朋友、以更細膩的心思來搖撼這個世界的季節。因此，我們在這特別的季節與南韓光雙基金會的金宣廷合作策展，主要關注點是重新思考80年代的民主化，台灣的部分特別專注在生成挑戰體制與霸權的決定性力量，並形成了民眾匯流的臨時集體性：众流（DemoStream）。通過「众流」，我們希望從藝術家的思考和作品中，看到這些充滿活力的匯聚與運動中更多的層次，試圖提出生物政治時期民主化的生態觀點。民主運動也代表著新的共同生活觀念，新的感性分配以及新的共同生存世界的出現。台北將於2020年五月一日在關渡美術館開幕，並於八月下旬在光州正式展覽的計畫預展。計劃在DemoStream主題下呈現連結人們的共感「流」，如思緒流（陳界仁、程展緯）、資訊流（陳紹雄、流水生）、人形流（張紋瑄、Ei Arakawa & Inza Lim）、拓撲流（王虹凱、Yooseung Jung）、痛感流（張明曜、王兵）。陳界仁以一反向命題去看待今天的政治如何處理人們的感知，「感知剝奪室」便是一種企圖摧毀共感潛能（思緒的溝通與流動）的手段，程展緯則呈現如何在面對香港警暴後衍伸出的思緒、而陳紹雄的照相速寫繪畫與「流水生」（黃宇鵬、張美宇、蔣永祥）對於運動圖像和影音的編輯，則先後分別對於「世界」（結構）與「環境」（處境）對於媒體共感進行測量，張紋瑄、Ei Arakawa & Inza Lim以人的不同角色重組運動與政治敘事，創造出思辯性的張力與關係，讓這些角色在歷史性的基礎上，成為重新架建批判性關係的共感要素，王虹凱、Yooseung Jung則通過對於事件脈絡中的「生命地理學」的考察，嘗試描繪並凸顯出既有框架中未被接受的「力」，並在計畫或作品中將力被重置於關係中而激發出新的場域，王兵、張明曜專注在個體深刻的存在感（痛感）與環境或事件之間的關係，當然痛感一直都是民主敘事中很重要的因素，因為民主化運動所引致的犧牲與隨後的創傷都會在身體上聚積為「痛」，也因此，「痛」具有強滲透性的共感。